【希望之聲2026年10月13日】（本臺記者唐仲寶綜合報導） 瑞典皇家科學院週一（12日）宣佈，將202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霍爾（Robert E. Hall）和邁克爾·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以表彰他們在奠定宏觀經濟穩定政策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研究領域的突出貢獻。
綜合媒體報道，202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美國經濟學家霍爾與伍德福因研究家庭與企業的預期心理在維持經濟穩定方面扮演的角色而同獲殊榮。兩人的研究催生了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央行廣泛採用的“前瞻指引”作法。
諾貝爾委員會主席約翰·哈斯勒(John Hassler)說，“羅伯特·E·霍爾和邁克爾·伍德福德分別做出了貢獻，幫助建立了新的穩定政策基礎。霍爾和伍德福德的研究運用了基於這種方法的模型，而不是像鳥瞰一樣僅僅從宏觀角度研究經濟，從而在穩定政策理論中引發了範式轉變。”
諾貝爾委員會表示，霍爾研究了消費者的決策過程，將支出與他們對未來收入的預期聯繫起來。伍德福德著眼於商業角度，而商業角度又受到利率的升降和長期預期的影響。
諾貝爾委員會指出，經濟景氣會在衰退與成長之間起伏。政府與央行若能在適當時機刺激或放緩經濟，有助於維持穩定，避免衰退持續過久或通膨失控。他們的研究推翻了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幾十年前提出的觀點，包括通過降低稅收和增加政府支出來穩定經濟，鼓勵消費者和企業消費、投資，從而促成穩定政策分析的重要轉變，相關的新凱恩斯模型（New Keynesian models）可用來解釋及量化政策對景氣循環的影響，目前已為世界各地中央銀行與財政部門採用。
諾貝爾委員會特別強調，獲獎者的研究“在近年來的疫情和能源危機”以及2000年代末的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報道說，諾貝爾獎委員會特別提及伍德福德2003年出版的著作《利息與價格：貨幣政策理論的基礎》（Interest and Prices: 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Monetary Policy），認為本書是建立新政策架構的重要著作，其理論也與霍爾的研究相互呼應。
其中一項重要應用是中央銀行採用“前瞻指引”（forward guidance）作法，向企業與家庭說明未來利率可能的走向。
全球金融危機後，許多央行將基準利率降至接近零的水準，以及進一步的貨幣刺激，以避免經濟陷入通貨緊縮，廣泛採取的就是“前瞻指引”的作法。央行希望藉由承諾在一段時間內維持低利率，讓家庭與企業預期借貸成本不會迅速上升，進而鼓勵投資與借貸。
伍德福德則表示：“更明確地說明利率政策未來可能的走向，是2009年起數年間因應經濟危機的重要措施。我認為，這確實有助於改善經濟穩定。”
專家分析指出，這項研究與民眾熟悉的經濟情境有關。例如，央行調整利率後，家庭可能重新考量房貸負擔與消費安排，企業也可能調整投資或生產計劃。這些個別決定交互作用，會影響整體經濟活動。將家庭與企業的行為納入模型，有助於分析政策如何傳導至景氣，而不只觀察通膨、產出等數字的變化。
然而，隨著2020年代全球經濟接連遭遇供應衝擊，“前瞻指引”的運用也面臨挑戰。能源與其他商品供應受阻，使決策者難以對未來利率走向作出承諾。
霍爾和伍德福德都是美國出生的經濟學家，分別隸屬於加利福尼亞州的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和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
伍德福德週一（12日）在紐約透過電話向評審委員會表示：“這是莫大的榮譽，也讓我感到十分意外。”
據報道，諾貝爾經濟學獎全稱為“瑞典國家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並非諾貝爾原始遺囑列出的獎項，而是瑞典中央銀行為紀念諾貝爾而設立，1969年首次頒發，由瑞典皇家科學院遴選得主，截至目前，該獎已頒發58個。
回首過去10年（2016年-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及其核心貢獻，可謂星光燦爛！
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奧利弗·哈特（Oliver Hart）、本特·霍姆斯特羅姆（Bengt Holmström）。
獲獎理由：他們在合約理論領域做出的巨大貢獻。
兩名經濟學家創建了一個全面的框架來分析契約設計中的許多不同問題，如高層管理人員的績效薪酬、保險自付額與共同支付和公共部門私有化等。
理論影響：哈特不完全契約理論的發現進一步揭示了企業所有權和控制權的關係。當我們探索諸如何種企業應該兼併，債務和股票融資的合適比例是多少，學校、監獄、醫院這樣的公共服務提供者應該國有還是私有等問題時，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工具。哈特和霍姆斯特羅姆也探討了這一基礎理論的許多應用問題，他們為最優契約安排政策和制度的設計奠定了基礎，使契約理論成為成果豐碩的研究領域。
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
獲獎理由：塞勒的研究揭示了人作為經濟行為和決策中的主體，並不是完全理性的，會受到各種心理作用的影響；他是將心理學與經濟學相結合進行研究的先行者，重點分析了有限理性、社會偏好和自制力缺乏三種心理活動可能導致的經濟後果。
理論影響：塞勒是這個領域的先行者，他的研究不僅對每個人有幫助，對整個經濟市場的研究和決策也很有幫助。比如，他的“助推”方法為很多國家政府進行制度設計提供了幫助。
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保羅·羅默（Paul Romer）。
獲獎理由：把氣候變化與技術創新分別納入長期宏觀經濟分析。
關於技術變化，羅默的研究顯示了知識將如何成為驅動經濟長期增長的動力。當年增長率在數十年間都能保持一定增長率的時候，“知識”這個要素將改變人們的生活。諾德豪斯解釋市場經濟如何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他極力主張從排放許可制度轉向徵收碳排放稅。
理論影響：經濟學的核心是配置稀缺資源。自然要素成為了經濟增長的主要約束條件，而知識將決定人們如何解決這些約束問題。諾德豪斯和羅默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通過解釋市場經濟與自然和知識的互相聯動，拓寬了經濟學分析的範圍。本次諾獎釋放出了“經世濟民”的價值取向。這兩人設計了一系列方法來解決我們時代最基本和最緊迫的問題——如何創造長期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比吉特·班納吉（Abhijit Banerjee）、埃絲特·迪弗洛（Esther Duflo）、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
獲獎理由：獲獎者引入了一種實驗性方法，以減少全球貧困。
龐雜的問題切割成較小的，更易於管理的問題，如用於改善教育成果或兒童健康的最有效干預措施等。在僅僅20年的時間裡，他們以實驗為基礎的新方法改變了發展經濟學。
理論影響：三位諾獎得主創造性地將實驗的方法和手段應用於發展經濟學，開創了用田野實驗的手段來研究如何更有效地減少發展中國家的貧困，能夠採取什麼樣的合理的政策干預，來改善窮人生活水平。他們的研究對整個全球性的減少貧困方面的一些政策，都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
202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保羅·米爾格羅姆（Paul Milgrom）、羅伯特·威爾遜（Robert Wilson）。
獲獎理由：對拍賣理論的改進和新拍賣形式的發明。
威爾遜是第一個為拍賣具有共同價值的物品創建框架的人。米爾格羅姆是最初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頻譜拍賣設計“同步上升拍賣”模式的主要學術貢獻者，該設計已經被複制和修改，用於全球數十個涉及數千億美元的無線電頻譜、電力和天然氣拍賣。
理論影響：兩位學者用自己的見解設計了新的拍賣方式，從而使得一些用傳統方式難以售出的商品和服務，比如無線射頻，得以賣出。他們的發現使世界各地的賣家、買家和納稅人受益。
202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戴維·卡德（David Card）、喬舒亞·D·安格里斯特（Joshua D.Angrist）、吉多·W·因本斯（Guido W.Imbens）。
獲獎理由：卡德因“對勞動經濟學的實證貢獻”獲獎，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因“對因果關係分析的方法論貢獻”而獲獎。
社會科學中許多重大問題都涉及因果關係，當年的獲獎成果表明，可以使用自然實驗的研究方法來回答相關問題，類似於“醫學臨床試驗”。
理論影響：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委會主席彼得·弗雷德里克松稱，卡德對社會核心問題的研究、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對方法論的貢獻表明，自然實驗研究方法是知識的豐富來源。他們的研究大大提高了人們回答重要因果問題的能力，對社會有很大益處。
202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本·伯南克（Ben S. Bernanke）、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Diamond）、菲利普·迪布維格（Philip H. Dybvig）。
獲獎理由：對“銀行與金融危機”的開創性研究。
三位經濟學家的發現改善了社會應對金融危機的方式。他們極大地提高了我們對銀行在經濟中所扮演角色的理解，尤其是在金融危機期間。他們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發現是，為什麼避免銀行倒閉至關重要。
理論影響：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主席托雷·埃林森說：“獲獎者的見解提高了我們避免嚴重危機和昂貴救助的能力。”
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勞迪婭·戈爾丁（Claudia Goldin）。
獲獎理由：在女性勞動力市場領域的貢獻。
首次全面介紹了幾個世紀以來女性收入和勞動力市場參與情況。女性勞動力市場參與率在整個時期內並沒有呈現上升趨勢，而是形成“U”形曲線，她將這種模式解釋為結構性變化和關於女性對家庭責任的社會規範不斷演變的結果。她的研究揭示了變化原因以及仍有的性別差距的主要根源。
理論影響：諾貝爾獎委員會主席雅各布·斯文森在一份聲明中說:“瞭解婦女在勞動力市場中的作用對社會很重要。由於克勞迪婭·戈爾丁的開創性研究，我們對未來如何針對職業發展消除性別不平等有了更多瞭解。”
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達龍·阿杰姆奧盧（Daron Acemoglu）、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詹姆斯·魯濱遜（James Robinson）。
獲獎理由：對國家之間為何存在巨大的繁榮差異提出了新的見解。
通過研究歐洲殖民者引入的不同政治和經濟制度，三位經濟學家證明了制度與經濟繁榮之間的密切關係。他們還開發了理論工具，解釋了為何制度差異會長期存在，以及制度如何改變的問題。
理論影響：諾貝爾獎委員會在一份聲明中評價稱，“縮小國與國之間巨大的收入差距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挑戰之一，這些獲獎者證明了社會制度對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性。”《紐約時報》指出，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獲獎成果是經濟學“經世致用”的典型例證，三位學者通過剖析殖民歷史與制度演進，揭示了國家興衰的深層邏輯，為理解全球不平等提供了全新視角。
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
獲獎理由：莫基爾“揭示了通過技術進步實現持續增長的先決條件”；阿吉翁和豪伊特“提出了通過創造性破壞實現持續增長的理論”。
這些獲獎者以不同的方式表明，創造性破壞會產生，必須以建設性方式加以管理衝突。否則，創新就會被那些面臨劣勢風險的既有公司和利益集團所阻礙。
理論影響：三位獲獎者的研究不僅深化了人們對長期增長的理解，也為當代問題提供了啟示。例如，人工智能的發展有望加速知識積累，但技術進步同時可能帶來環境汙染、社會不平等加劇等負面影響，這就需要以完善的政策來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