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拜登簽署了7400億的《減少通脹法》；懷俄明州眾議員麗茲·切尼在初選中慘敗，失去11月角逐共和黨議員的競選資格；《華爾街日報》刊登一封特殊意義的讀者投書，講述了里根總統40年前不為人知的往事，和那時美國政壇的感人故事。
自媒體人、美國常識學者方偉的新一期《方偉時間》節目，涵蓋了以上新聞事件、故事和精彩評論。
兩件大事和一則「讀者投書」
8月17日，美國發生了兩件大事。
第一件事情是7400億美元《減少通脹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在西弗吉尼亞州參議員曼欽的加持下通關了，因為曼欽是通關需要的第50票嘛。有網友就問：為什麼共和黨不動用冗長辯論（filibuster）加以阻止？這樣的話民主黨不是需要60票才能闖關嗎？他們怎麼能夠通過這個《減少通脹案》呢？
這個說法是對的，國會幾乎所有議案都可能在參議院會面臨filibuster，但是有兩個例外：一個例外就是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已經改成了50票簡單多數就可以通過了；另一個例外就是預算整合案，即關於來年的預算，眾院通過一個預算，參院呢通過他自己的一個預算，兩個預算如果不一樣的話，就要做一個整合（Reconciliation）。那麼這個整合的結果50票簡單多數在參議院就可通過。當然，預算整合案一年只能使用一次，所以民主黨就走了這條特別通道，繞過了共和黨的filibuster的阻擋。
這個《減少通脹案》對美國的影響是什麼？其實是很不可思議的，我們隨後會專門做一期節目來講講這個問題。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懷俄明州的聯邦眾議員利茲.切尼，在中期選舉的初選中被共和黨選民唾棄而喪失了代表共和黨參加11月中期選舉的資格。切尼為了挽救敗局，竟在選前向民主黨呼救。從統計數據上看，我們看到確實可能有上萬名民主黨選民轉換黨派的註冊來頂她。但最終她還是寡不敵眾，以37%的巨大差距敗選了。
與此同時，《華爾街日報》8月17日發布了一篇讀者投書，作者是前國會議員格萊姆（Philip Gramm），一位80、90年代非常有名的人，他不僅是位經濟學家，也是德州連續三任共18年的聯邦參議員。格萊姆在這封投書中說，當初里根總統剛剛上台的時候，也面臨預算整合案，情形和今天一樣，但是背後的故事卻很不同。
40年前的國會預算整合案和里根總統不為人知的故事
方偉詳細講述了格萊姆回憶當年預算整合案通過時，里根總統的兩個真實卻不為人知的故事。
1980年，格萊姆是來自於德克薩斯州的民主黨新科眾議員，他1978年入選民主黨議員。
他和另一位共和黨眾議員斯托克曼（Starkman）一起，為當時的卡特總統準備了一個預算案。後來卡特敗選下台，里根入主白宮，里根就讓斯托克曼做白宮的管理和預算辦公室主任，就入閣了。
之後，格萊姆聯手另外一個共和黨議員，俄亥俄州的拉塔眾議員，用之前給卡特準備好的預算案重新改寫，共同為里根總統撰寫了預算案，成為歷史上很有名的「格萊姆-拉塔預算案」。這等於是民主、共和兩黨各一人出來提案，成為一個兩黨聯合的提案。
這個預算案雖然當時放進去了對當時公共政策的一個巨大改變，但是，因為當時里根上台是帶着改革思路上台的，但是這個預算案版本的文書中只有一些概念性的東西，沒有動真格的，沒有砍掉任何聯邦的福利項目。所以其實很容易通過，在眾院就通過了。但是參院有他自己的版本，結果就需要做預算整合（Reconciliation）。而這個預算整合案，就是里根時代最困難的一次國會案。
為什麼呢？因為在這個整合案里，就放進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對聯邦政府開支的最大削減，砍掉了三項社會安全的福利，來避免誰都看得到的社會安全系統的破產。那麼社會保險（social security）的破產今天對美國來說，跟當年一樣真實，真的搞到最後要破產掉。
雖然砍掉了這些社會福利理由充分，入不敷出嘛，但是投贊成票的議員會面臨來自於選區的巨大壓力，甚至可能威脅這些議員的職業生涯，選民不選他們了。因為拿福利的地方選民已經習慣了，已經吃到口裡的糖，明年不給了，他們會不高興。
隨着眾議院投票的臨近，大概30位共和黨議員要求和里根總統會面，是共和黨的總統嘛，就是跟自己黨的總統來討論預算整合法案中變化的內容。格萊姆作為提案人，也被裡根總統邀請參加這個討論。
在會議之前，里根就請人把格萊姆帶到白宮橢圓辦公室（oval office）和他見面。
里根總統就問格萊姆：你認為我們應該怎麼做？格萊姆說：我在提給您建議之前，我需要提醒一下您，三年前，就是1978年以前我還在大學教經濟學，我只是個教書匠而已，我一生中從來沒有做過這麼重大的事情。里根說：沒關係啊，我也沒有。兩人就哈哈大笑。之後，格萊姆就問里根說：如果我們解決了其中一些議員的問題，那另一些議員會不會也要求我們也照顧他們呢？我們在哪算停呢？里根沒有回答他的問題，就說：我們開會去吧。起身就帶着格萊姆來到總統的內閣會議桌前坐下。
總統就對着30位議員說：是你們要召開這個會的，所以呢讓我聽聽你們想說什麼。於是第一位發言人就向總統保證說，我支持總統的計畫，但是我和我的選民之間會有矛盾，如何如何。然後就下一個講⋯⋯ 格萊姆呢很快就看出來了，來開會的這30個人已經都準備好了，幾乎每個人都提出了對他的選區的擔憂。他們全都發言完之後，里根總統什麼都沒說，他就一個一個地看着這30個成員中的每一個人，一個一個看過去，然後他一聲不吭。這個過程長達5分鐘。大家都很納悶兒啊，總統只看着我們不說話。
最后里根總統說：我已經被弄糊塗了，我以為這次投票是關於我們國家的未來，我不知道他原來是關於我們自己的政治選區。然后里根總統站起身走出去了。這大家都目瞪口呆，然後就沉默地在那兒坐了幾分鐘。後來這30個人就陸續起身離去，好幾位議員在起身的時候，落下了眼淚。幾天之後這個預算整合案表決的時候，當時和總統見面的這30個人沒有一個人投反對票。
格萊姆說：里根總統不僅僅是一個知道自己是誰、想做什麼的領導人，他還是一個能夠保持清醒的人。因為當時經濟經歷了雙衰退，共和黨人在1982年，也就是這件事情發生的第二年的中期選舉中，丟掉了26個眾議院的席位。即使在共和黨保守派的支持之下，里根也不再擁有保守派的多數。那時候民主、共和兩黨都有保守派，跟現在不一樣，現在民主黨的保守派幾乎沒有了，只有一個溫和派，保守派全部在共和黨這邊。而里根年代，當時兩黨都有保守派多數。因為入主國會的第一個舉動就敢與共和黨配合，格萊姆被趕出了國會預算委員會。
從40年前格萊姆的一個抉擇看美國政壇與社會道德變遷
那時候，里根和共和黨人都公開敦促格萊姆轉換黨派，就從民主黨換到共和黨唄。其實做一個聲明就可以了。大家知道，今天在美國換黨派可以說是家常便飯，你跟你的黨鬧翻了，就發表個聲明，換黨就完了。但是格萊姆怎麼想的呢？他說：我是作為一個保守的民主黨人當選，我覺得如果我只是換黨，那我所在選區的一些選民可能會感到遭到了我的背叛，我背叛了他們；那麼唯一能夠得到他們尊敬的做法，就是我辭去眾議員的職位，回到選區，以共和黨人的身份重新參加補選。
這是什麼概念呢？就任何一個眾議員、參議員，你都可以辭職，或者是生病或去世。然後很快就會做一場補選。補選就是臨時選，選上來的人就補上這個辭去職位或去世的議員所剩下的任期。
因此，格萊姆當時就辭掉了眾議員職位後，跑回選區來補選自己原來的位置。雖然後來很多人認為他當時做得好像很明智，很聰明，但是格萊姆說他做這個決定的感覺可不是這樣。格萊姆解釋說：在我所在選區的歷史上（德州），從1846年開始共和黨就沒贏過。更準確地說，沒有一個共和黨議員候選人獲得的選票超過35%；而且就在上一次1978年國會選舉的時候，格萊姆只領先第二個候選人116票——是頭髮絲一樣的險。所以，這個補選按常理也是凶多吉少。
所以在格萊姆辭職前夕，他就打了電話給里根總統的政治主任艾沃德（Edward Lee）。艾沃德就告訴格萊姆，他的這個決定把他嚇壞了，他說，你知道這麼做你會被擊敗，我告訴你直接換黨就行了。但是格萊姆說，我認為我可以贏，但不管怎麼樣，就算我贏不了，我這樣做是對的，所以我還是想這麼做。艾沃德就衝進里根的辦公室，就懇請里根給格萊姆打個電話阻止他這麼乾。
里根給格萊姆打了一個電話，他跟格萊姆說：我的政治主任已經跟我說了，他要昏倒了，他說他已經要中風了。你給我解釋一下你想做什麼，以及為什麼。格萊姆就解釋說：我想這麼做，我想辭去眾議員職位，回到選區做補選，然後回頭以共和黨的身份再回來；我認為這樣做是對的。讓格萊姆很驚訝的是，里根總統同意了。里根說：人們是有辦法判斷一個人的性格的，他們會知道你做的是對的。格萊姆辭職後與九位民主黨人競選，並且贏得了自1846年以來的第一次共和黨人獲勝，他又回到了國會。
事後格萊姆才知道，艾沃德不僅當時嚇得要昏倒了，而且認為格萊姆補選會失敗，一旦失敗失去格萊姆這個牆柱，也會動搖到里根的根基，也就是說里根第二個任期很可能沒了，基本上第一任期結束總統就得下台。但是里根跟艾沃德說：夥計，世界並不圍繞我和我的任期轉啊，但是這是格萊姆他自己的決定，他在做正確的事情，所以不管結果是什麼，我都可以接受。
格萊姆在他的讀者投書的最後說：今天我們的國家，再次需要像羅納德.里根這樣的人。
方偉說，這個故事給我們什麼啟示？40年前美國的政治人物，是如何處理他們自己的職責和他們面臨的風險的，又是如何面對他們的選民的。在今天，競選者討好自己選區的選民而不顧國家已經成了政治的常態，利茲.切尼去拜託民主黨人來幫她在共和黨初選中出線，成為共和黨的候選人。在主流英文媒體上沒有一句譴責之詞。今年的中期選舉從喬治亞州到密西根州，民主黨的資金多處投在共和黨人身上，目的是幫共和黨選出一個弱勢的候選人，好讓民主黨在11月份可以擊敗這個比較弱的共和黨候選人。這種做法現在已經成了民主黨的一個政治常態，也沒有任何一家主流媒體予以譴責。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時代，這種個人道德和社會道德的下滑，如果不和40年前的實例去比較一番的話，有誰會覺得今天不正常啊？在40年前，里根總統曾經多次說過：我在考慮國家事務的時候，我從來不管、不顧政黨的利益。但是今天呢？政治人物在考慮國家事務的時候，從政黨利益出發，已經成了今天的天經地義。在40年前，當格萊姆覺得民主黨不再認同他時，他能夠因為覺得不能欺騙他的民主黨的選民而辭去眾議員職位，回到選區重新冒險去補選自己放棄的職位。如果格萊姆他不寫出這份讀者投書，那麼他的這段故事，其實就淹沒在維基百科的海洋之中了，沒有人問津。
方偉去查了維基百科，確實對這段故事有記錄，而里根總統的故事更是無人知曉。但是呢，這是如何偉大的一種人格啊！里根總統和格萊姆是那個時期美國政治的某種常態，所以才沒有歷史學家去大書特書的。那是那個時代的幸運。因為人在普遍做好事，平凡。而今天呢？從喬治亞到密西根再到懷俄明，無所不用其極地追求能上位，逐漸地成為常態，做壞事越來越普遍，做壞事也越來越頻繁。
方偉說，我們把歷史拉長40年，我們才能看到我們這個時代的變遷。如果把歷史拉長240年，再去對照美國革命前的道德改革運動（Moral Reform），我在「二十八項美國立國原則」中有講道德改革的故事，我們更加能看到今天和當初美國的巨大差距。那個時候不僅美國有具有偉大人格的幾十位建國先父們，更有當時兩百五十萬美國的人民、殖民地的人民，他們憂慮國家、苛求自己，為了贏得自由，他們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
今天的美國與美國人
方偉評論道，今天的美國雖然沒有刀光劍影，但卻處於同樣的危險之中；雖然沒有暴虐的英王，但卻有比喬治三世邪惡百倍的共產主義陰影的籠罩。當我們在憂慮我們的國家、我們所在的世界，和我們的未來時，我們是否意識到當今世界道德的滑落？我們有沒有想過，在面臨同樣的危機時，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的責任是什麼？他應該做什麼？我相信美國的國歌，他最後兩句歌詞講的是：over the land of the free and the home of the brave。意思是說，美國，這是自由的國土、勇者的家鄉。
美國建國先父之一富蘭克林在費城制憲會議期間，會議開了四個多月，一直都是關門關窗、衛兵把守的，只有中間休息時出去放一會風。富蘭克林有一段非常著名的歷史典故。放風的時候他遇見一位好奇的民眾，問說：你們關起門來這幾個月在設計什麼呀？富蘭克林回答說：一個共和國，如果你守得住的話。（A republic，if you can keep it.）他講的就是美國人的道德能不能守住這個國家。
里根總統、格萊姆議員和40年前很多的美國人，他們用他們的勇氣做了正確的事情，他們闖過了當年中期選舉的失利，和兇險的通貨膨脹的大關。當年的通貨膨脹高達百分之十幾。那麼他們闖過那個大關之後，為美國帶來了至少25年的經濟繁榮。
那今天我們呢？其實面對的是更大的兇險，如果今天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好好把握的話，人人努力做我們自己該做的、能做的、正確的事情，那麼我們今天所做的一切，不僅能夠擋住美國的沉淪，而且很可能能夠藉助這樣的機會重建美國正在丟失的道德，重新帶來一個未來240年新的自由與繁榮之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