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最大中國研究機構“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ICS)日前發布的一份對外政策研究報告指出:德國新政府就任一個月,曾在就職後發表首次演說中提到“要減少對中國的依賴”的新任總理梅爾茨(Friedrich Merz),與同屬中右翼的基民黨(CDU)的政壇宿敵默克爾(Angela Merkel)有着幾乎對立的政治觀點,正走向一條兼顧經濟務實與提升國安風險意識(risk-aware)的崎嶇道路。
綜合媒體報道,德國及歐洲最大的專門研究中國的智庫MERICS周一(16日)發布分析報告指出,儘管聯合政府尚未公布具體對中政策,根據聯合執政協議內容,可推估新政府將在持續在“去風險化”(de-risking)原則下,調整前任政府於2023年發布的”中國戰略“方針。
協議里有關中國的部分強調,德國將擴大在國防、資安、基礎設施與假訊息等國安領域的研究與應變能力,並指出中國近期行為凸顯“體制性競爭”的風險。
然而,協議中並未延續前任、社民黨領袖肖爾茨(Olaf Scholz)政府將北京定調為”夥伴、競爭者與體制性對手“的三重定位。MERICS認為,這反映出梅爾茨政府在強化國安警覺的同時,也試圖淡化意識形態,轉向更務實、經濟導向的對中立場。
2025年5月,現年69歲梅爾茨成為新一任德國總理。上任之時,不僅國內政治陷入愈加嚴重的極化與分裂,對外政策也面對“川普(Donald Trump)2.0”與俄烏戰爭的雙重壓力。
5月14 日,梅爾茨在聯邦議院發表就任總理以來首次講話,並提出首份政府聲明。他在政府聲明中視北京為德國和歐盟因應全球挑戰和經濟領域的重要合作夥伴,提到要減少對中國的依賴,並對中俄關係感到擔憂。他說:“本着戰略去風險的精神,我方將減少對中國的單方面依賴。”
梅爾茨同時表示:“我方對北京和莫斯科日益密切的關係感到擔憂。”他強調:“我方將堅定敦促中國(中共)為結束烏克蘭戰爭做出貢獻。”
梅爾茨反覆強調“我們正處於一個對‘世界秩序’失去共識的時代”,更明確指出“以貿易促變革”(Wandel durch Handel)的概念已經失敗──但這項立場也引發國際社會的關注與疑慮:因為外界並不確定,德國在重新洗牌的外交路線中,究竟會如何處理與北京的關係?
專家分析指出:“以貿易促變革”政策曾給德國帶來豐厚的經濟收益,特別是默克爾在任的2005年至2021年間,德國從俄羅斯大量進口便宜的能源,藉此撐起的德國製造業再將昂貴的德國制汽車賣給消費能力大增的中國市場。然而隨着中國產業的升級,燃油的德系汽車開始被中國制的電動車所取代,緊接而來的新冠肺炎(COVID-19,中共病毒)疫情、美中貿易戰、中國經濟成長開始放緩,以及2022年2月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爆發的戰爭,卻讓德國的經濟、外交政策、甚至國家安全,一齊陷入連鎖危機。
報道說,梅爾茨上任後積極展開外交行程,重申跨大西洋合作與歐洲協調的重要性。雖與美國總統川普通話氣氛“異常輕鬆與禮貌”,但美方祭出的高額關稅措施,已對德國出口導向的經濟構成壓力,也促使梅爾茨重新審視其新政府的對中戰略。
MERICS指出,梅爾茨本人多次強調跨大西洋合作與歐洲協調的重要性,並主張對北京保持戰略警覺。他曾將中共形容為挑戰自由民主的”威權軸心“,並表示政府不會為在中國失敗的投資提供紓困。
“梅爾茨非常清楚國際安全情勢的嚴峻,德國的印太政策如今已不只是經濟問題,也包含安全層面”,柏林的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lobal Public Policy Institute)所長本納(Thorsten Benner)表示。
52歲的本納是長期關注全球安全與科技影響力的專家,他曾在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工作,在德國、美國都有非常豐富的外交事務與智庫經驗。過去十幾年來,本納一直致力於分析於中共威權主義的抬頭對國際關係的影響,這也與柏林傳統外交觀點的“德國式樂觀幻想”大相徑庭。
本納指出,德國對中政策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內那些只看重中國短期利潤的聲音”能發揮多大影響力──特別是德國汽車產業,更被班納與齊舍偉特直接點名為當前阻礙德國調整對中政策的最大壓力源。
在德國,汽車工業不僅被視為“工業之母”,更長期擁有極高的國家戰略話語權,官民有很強的戰略協調默契。一方面,德國車是“德國製造:最具象徵性的品牌標籤;另一方面,這背後代表的是龐大的經濟規模──汽車業佔德國GDP近10%、佔全國研發支出達40%,並僱用了超過80萬名製造業勞工。因此政府推行的各種重大決策,都必須優先考慮汽車產業的意見,各種對外訪問也往往會有業界大老隨行,甚至以巨額投資或訂單充作”外交禮物“。
以2020、2021年間的高峰時期為例,德國汽車產業對中國的投資,就占歐盟對中直接投資的42%;德國三大汽車集團全年新車銷售量,就有30~40%來自中國訂單──其中,投資中國資歷最久的福斯集團,在中國的市佔率一度接近20%,就連福斯高層都親熱地稱中國為“第二本土市場”。
新任外交部長瓦德普爾(Johann Wadephul)是黨內對中立場轉趨強硬的重要推手。他主張持續與北京對話,但強調須清楚認知雙方有制度上的差異。過去他曾參與與中共官員及全國人大的閉門會談,展現“理性接觸、保持清醒”的態度。
經濟暨氣候部長萊歇(Katherina Reiche)具能源產業背景,支持與中國在氫能與綠能領域的合作,同時主張設立清晰規範,推動“綠色產業外交”。
交通部長施奈德(Patrick Schnieder)強調供應鏈多元化,視印度為德國面對威權強權崛起時的重要戰略夥伴;科技與太空部長貝爾(Dorothee Bär)則認為不應妖魔化中國科技企業,表示在航空與數位產業方面,可積極與中國接觸。
MERICS指出,儘管新政府持續強調“去風險化”,德企仍深度參與中國市場,並愈加依賴中國在電動車、綠能與數位技術等領域的創新動能。多個產業呼籲與中國企業加強合作,以保持德國在全球技術競爭中的優勢。
企業界也高度關注市場互惠與知識轉移,不僅期待中國擴大市場開放,也希望政府協助建立跨境資料傳輸的清晰規範。企業普遍認為,德國不應減少對中國市場的參與,而應提供更多支持。
企業對當前政策的矛盾感到不滿。一方面政府呼籲降低對中國依賴,另一方面中國對在地化的要求日益嚴格,企業難以兩全。各界因此呼籲政府提出具體政策指引,以協調風險控管與營運需求間的落差。
與現任總理同屬基民盟/基社盟(CDU/CSU)陣營的國會議員基澤韋特(Roderich Kiesewetter)在接受採訪時明確表示:“我希望梅爾茨的行動,能比肖爾茨來得更堅定、更具智慧”。
“過去的總理把太多心力放在討好中國上。相較之下,我相信梅爾茨會更清楚地站在‘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這一邊。”
曾於2024年訪問臺灣的基澤韋特,是基民黨內戰略與外交事務的國會要角。他曾在德國國防軍服役超過27年,以上校軍階退役,並曾擔任北約高階參謀官,多次被派駐至巴爾幹與阿富汗。憑藉深厚的軍事歷練與情報背景,基澤韋特早已警告德國低估俄羅斯的敵意與威脅;過去10年來,他也持續在國會針對人權迫害、國安滲透與經濟安全等問題發出“中國警報”,外界因此也常稱基澤韋特是德國政壇的“中國鷹派”,但他認為:德國長期輕忽中國(中共)威脅,早已讓外交政策錯得太久。
他舉例指出,肖爾茨任內曾為了順利訪問北京,不惜冒着國安風險,允許中國國有企業中遠海運集團入股歐洲第二大港漢堡港的貨櫃碼頭,使其成為中國海運進入歐洲的首要門戶;而在默克爾時代,當歐美盟國紛紛對中國科技企業祭出禁令之際,德國卻仍具爭議地開放華為與中興通訊參與國內鐵公路系統與電信基礎建設的投資。
“我們一再表現出善意,但中國(中共)在德國的作為並沒有變得比較和平,反而是更多的網路攻擊、情報竊取、間諜活動⋯⋯甚至還有對異議人士和少數民族的跨國打壓。”
基澤韋特是少數在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強2023年訪問柏林期間,親自前往聲援藏人、維吾爾人與香港人抗議行動的德國政治人物之一。當時,示威者被限制在設有柵欄與警方看守的區域內,而歡迎李強與中國共產黨的人,則能自由行動在總理府前,甚至近距離拍攝示威者的臉與身分特徵。
“這種情況正說明了,姑息並未帶來任何幫助”,基澤韋特直言,“反而讓我們在中國人眼中顯得軟弱。”
“但我相信新任總理已從過去的錯誤中,得出了正確的結論方向”。基澤韋特認為,梅爾茨的政治風格相當果斷,也具備務實檢討、迅速調整政策的彈性。
事實上,梅爾茨過去很少就中國議題發表看法,也未曾對德國過度依賴中國市場表達警覺。但到了2024年以後,梅爾茨對中共的態度開始出現微妙轉變。儘管他在公開場合仍模稜兩可地表示“德國在未來幾年內不可能脫離對中國的依賴,但中國同樣也無法與世界其他地區脫鉤”,然而,他對於“必須儘快降低對中依存度“的立場,已是不言而喻。
這一方面,是因為在俄烏戰爭中,北京與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沆瀣一氣,暗中對俄國提供經濟與軍事支援的立場,引發北約國家的強烈不滿;另一方面,則是德國企業在享受多年中國市場紅利之後,終於開始感受到”養套殺模式“的反噬,進而深化了德國官方將中國視為”系統性競爭對手“(systemic rival)的觀點。
MERICS認為,未來數月內,梅爾茨政府如何處理對中投資審查、應對企業要求重視經濟利益的壓力,同時維持歐洲政策一致性,將是觀察歐中關係走向的重要指標。而在美中對抗的國際局勢下,德國如何在安全與經濟之間取得平衡,也將成為新政府施政能力的重要考驗。
MERICS特別指出,新政府中的對中政策有關部門如總理府、外交部、經濟暨氣候部、交通部與科技部,皆由中間偏右保守派基民盟(CDU)與姐妹黨基社盟(CSU)掌握,有助推動較一致的政策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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