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際戰略專家格雷戈里·科普利（Gregory Copley）周一（11月28日）在英文《大紀元》撰文說，近期在中國發生的抗議活動是全國性而不是地區性的，是中共統治73年來性質最不同的一次，可能導致中共政權崩潰。他說，世界各國應為此做準備。
科普利的文章翻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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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十大結束之後，11月中國大陸各地的民眾抗議活動風起雲湧。這是自1949年共產黨控制大陸以來未曾見過的。
這並不是說最近的抗議活動一定與早期抗議活動的事件或受害者數量相當，重要的是，它們與早期的抗議有質的不同。
問題在於，這是否是最終打破中共對社會控制的浪潮，因為2022年的抗議活動比之前的抗議活動更加集中——並且達成了廣泛的全國共識。伊朗同時發生的抗議浪潮引發了類似的問題，即“這一次”那裡執政的神職人員是否也會被推翻。
10月13日，在中共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前，中國大陸的抗議活動已成為焦點。當時，一名孤獨的示威者在北京四通大橋上拉開橫幅，呼籲罷免中共領導人習近平。這名“橋人”隨後被捕並失蹤。儘管如此，自11月15日起，這一事件對在上海、北京、武漢和烏魯木齊等主要城市興起的抗議浪潮起到了標誌性的推動作用。
近期的抗議活動也不同於過去20年的抗議活動，即使是2010年在中國大陸發生的180,000次獨立抗議活動，或2014年的香港抗議活動也被視為局部性的，而其他地方的人則無動於衷。
2022年末的抗議浪潮比2010年或2014年爆發的抗議浪潮更受關注——而且是全國關注的焦點，後者通常與社區更相關。而當前的“全國性”抗議匯聚了對無數地方問題的不滿。 中共的“COVID清零”運動使民眾對自由和財富失去了希望，它們認為中共要對此負責。
2022年抗議活動性質發生變化似乎有更明確的原因，因為中共和習近平使社區以往的問題在本質上變得更加普遍：例如，住房（和儲蓄）市場的崩潰，以及與COVID相關的健康封鎖，最終導致可信度崩潰。
2022年的抗議浪潮不足為奇，因為這是共產黨統治73年以來民眾的希望被普遍點燃後、又被全面破滅的第一次。在民眾看到希望和進步之前，整個社會幾乎被無限期地壓制。 而此時，公眾的訴求超過了政府所能滿足的。
伊朗國王發現了這一點，當時儘管公共財富和福利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增長，但到1979年需求的增長已經超過了國家所能滿足的能力。
正因如此，被統治者和統治者之間的“社會契約”被打破了。或者至少社會契約已經改變到功能失調的地步，必須重新建立或完全放棄。
社會契約存在於所有社會中。只有在所謂的“民主國家”——也許這是它們的標誌——社會契約才會以憲法的形式明確化。憲法是根據最初的公眾共識制定的，然後通過法律和社會實踐進行修改。毫無歉意的專制國家也有“社會契約”，但都是隱含的。在專制國家裡，隱含的社會契約是：如果民眾不服從就會受到懲罰。
鑒於專制的“社會契約”本質上是單方面的——它從未得到被統治者的自願同意——當被統治者確定統治者的執行機制已經崩潰，或者缺乏意志或能力時，轉折點就到了。
在法制和非法制的社會中，社會契約崩潰的區別在於政府鎮壓抗議活動的速度和力度。
在民主政體在某種程度上發揮作用的社會中，社會契約的崩潰始於法律和憲法挑戰，尋求重塑社會契約。只有當社會契約的精神已被無可挽回地違反時，才會出現民眾抗議。
在某個時刻——也許是臨界點——政府（系統和/或個人）的聲望惡化到不僅被仇恨，還被憤怒和嘲笑的程度。2022年底，對中國大陸的許多抗議者來說，顯而易見的是，習近平明確表示自己是導致社會福祉崩潰的所有政策的始作俑者。我們剛剛開始看到許多嘲笑和蔑視習的間接信息和一些直接信息。
與歷史上所有此類社會崩潰，甚至所有社會趨勢一樣，這個過程是由少數群體推動的。 正如我幾十年來所指出的，大多數人都害怕變革，並願意接受任何形式的壓迫來避免改變。
到11月29日，中共領導層已明確認識到，要麼必須在主要的象徵層面和形式上鎮壓民眾，要麼必須消除抗議的焦點——現在主要是習近平。
在中共二十大之前的幾年裡，習近平主要是清除所有潛在的內部挑戰者（已完成大部分但未完全完成）。因此，到2022年底，中共內部可能沒有足夠的力量罷免習近平，讓他成為公開的替罪羊，這將只有由解放軍來完成這項任務。
中共正在嘗試對整個城市進行封鎖，並對“清零”——控制民眾的機制——進行全面測試。如前所述，“清零”與COVID-19醫療災難幾乎或根本沒有關係，而是為了消除威脅習近平絕對控制權的社會希望、流動和資產。
問題是中國大陸的抗議活動是否為伊朗的抗議活動提供了榜樣和動力，反之亦然。那麼，中共政權、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甚至土耳其的統治結構幾乎同時崩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在這些國家中，相似之處現在只是名義上的民主社會）。
考慮到俄羅斯受到外部力量的嚴重遏制和壓力，這一系列令人同情的破壞將對俄羅斯的穩定和能力產生深遠影響，並將減少對中亞五大國、印度和東南亞國家的壓力。
但習近平的權力崩潰可能導致中國大陸突然出現權力真空。/要在短期內恢復秩序的唯一勢力將來自解放軍和國內安全部隊。
回到20世紀和毛澤東時代的軍閥統治是有可能的。
在政權將倒台時，當權者有可能做出輕率的決定，包括試圖分散公眾注意力。“加爾鐵里綜合症”（Galtieri syndrome）一定是習近平政府要垮台時的最重要選擇，這將與1982年阿根廷最後一位執政將軍萊奧波爾多·加爾鐵里（Leopoldo Galtieri）中將入侵併奪取位於南大西洋的英國福克蘭群島的最後一刻的決定如出一轍。
習近平的“加爾鐵里時刻”很可能包括入侵臺灣，即使軍事上沒有任何真正的成功機會。陷入困境的伊朗和土耳其的掌權者也存在類似的可能性，在較小程度上俄羅斯也可能。這使東亞、東南亞和南亞的廣闊地域變得不穩定，顯然會深刻地擾亂全球經濟。
這將對大洋洲——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太平洋——以及印度尼西亞產生直接影響。如果抗議活動持續高漲和有效（這當然不能保證），這將導致整個印太地區和其他地區的社會大規模混亂，每個社會都應該尋找當地的遏制措施。
多年來，我一直提倡為後（共產）中國的世界做計畫，但這還沒有發生。因此，所有的重點都放在管理或規劃中國作為一個市場和一個持續增長的威脅上。
現在，我們幾乎可以肯定，對（共產）中國崩潰後的時代，世界各國政府只能作被動的反應，它們現在還不願考慮必要的災害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