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際戰略專家格雷戈里·科普利（Gregory Copley）周四（1月12日）在英文《大紀元》刊文說，中共以過時的綜合國力（CNP）的計算方法來評估自己和世界，並預測未來。這種戰略方法論其更加僵化和教條，並為此而付出巨大代價。
科普利的文章翻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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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依賴其有缺陷的綜合國力（CNP）計算方法來預測和評估戰略威脅和機遇。它正在為此而付出巨大代價。
西方政治風險分析家在1980年代和90年代開發並短暫推廣了綜合國家權力系統的方法，儘管不是以CNP的名稱，美國情報界早期試圖以此了解全球戰略框架。但它逐漸被丟棄或不再成為主流，因為結果證明它用一個單一的框架來大規模預測人類行為是不現實的。
CNP試圖把分析的目標量化，從而預測未來事件，但在情報或政策方面成功的例子很少。
儘管如此，中共的規劃者從西方借鑒了這種方法，而且從未真正放棄過。
19世紀末，英裔愛爾蘭作家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嘲笑美國人“知道一切東西的價格，卻對其價值一無所知”。這從本質上講，是指有知識而沒有智慧。或者，更糟糕的是，他們把孤立的事實和想法彙集為知識。王爾德可能會說中共國剛好相反：充滿高深莫測的智慧，但缺乏理解和躲避外力所需的對世界的敏感性。
對社會上有形元素的量化過程使分析師能夠對其架構和性能趨勢有一個膚淺的了解，並根據這些指標做出趨勢預測。它似乎讓分析人員能夠了解目標，而不必了解國家和地方文化、身份、語言和動機等更深層次的問題。
因為這是一個單向而不是互動的理解過程，它會自動引導分析師陷入最基本的“鏡像”情報失敗：即目標受眾的邏輯和動機模式與分析師的相同。或者更糟的是，武斷地假設目標社會中的一種行為模式符合一個簡單的假設矩陣。
這是所有具有跨文化性質的情報和政策評估的普遍失敗，甚至存在於社會內部（農村和城市居民不能相互理解就是例證）。儘管如此，在對有抱負但意識形態僵化的人和成功的主導力量進行情報分析時，這仍然是一個危險的失敗。
重要的是，CNP採用的流程和政治風險分析在1960年代開始在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內編纂，由克萊恩（Ray Cline）博士這樣富有探索精神的人領導。他是該機構情報局的負責人（1962–66）和後來的國務院情報與研究局局長（1969–73）。
這是克萊恩等知識分子嘗試將情報分析和戰略趨勢預測從一門藝術轉變為一門科學的一部分。它可能源於中央情報局未能預測蘇聯支持的朝鮮入侵韓國以及其他的“情報失敗”。
美國的私營部門，尤其是投資界，試圖效仿政府的做法，以便更好地預測經濟和投資趨勢以及決策。事實上，美國私營部門和政府部門之間的密切關係使得情報界的“黑科學”不可避免地會吸引私營部門。
儘管如此，由於其在評估俄羅斯、中共和其他社會方面固有的偏見，在過去幾年中，美國繼續對威脅和機遇持有固執的偏見。但中共採用了政治風險模型，使其更加僵化和教條化，造成了系統性缺陷，強化了中共的偏見，並排除了必要的直覺、經驗和感官感知的積累。
CNP試圖對一個民族/國家戰略層面上的所有相關因素進行量化或賦值，為每個因素分配一個數值，然後權衡總和以確定該國在經濟、社會和安全方面的相對戰略實力。結果是每個目標社會被給出一個排名數字。構成CNP數字的綜合指數表面上考慮了所有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因素。
20世紀後期的西方私營部門政治風險分析師甚至常常能夠說服經驗豐富的國家觀察家和投資者相信他們評估的數學邏輯。但因為看到自然因素的乾預產生了與“科學”預測的結果不同的結果，被這種“科學”傷害的投資者就不再依賴它了。
但中國共產黨人沒有那麼容易打破教條的束縛。
與CNP這樣的系統相對應的是心理策略領域，甚至是分析師、決策者和外交官因與目標社會互動而獲得的偶然（或環境）認同。在美國國務院的行話中，這被稱為“客戶炎”，代表着官員可能受目標人影響而失去立場的危險。從情報的角度來看，這代表了一種危險，即與目標受眾過多接觸或友好的官員可能會失去其本國觀點的“客觀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帝國海軍元帥山本五十六了解並深深欽佩美國的社會和地緣政治。儘管如此，他還是被迫放棄了對美國固有戰略縱深的信念，轉而支持這樣一種信念，即襲擊珍珠港的美國艦隊可能會迫使美國退出太平洋戰爭。這是日本國內偏見戰勝所謂的附庸風氣的勝利。結果是導致珍珠港事件的決定對日本帝國來說是致命的。
中共的策劃者研究了日本帝國的失敗，從中汲取了寶貴的教訓。但他們無法擺脫黨的偏執——怕被視為對外軟弱和崇洋媚外的風險——意味着他們不了解他們試圖主宰的世界。
（原文鏈結：https://www.theepochtimes.com/cnp-beijings-self-defeating-strategic-methodology_497254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