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經濟界對華投資有增無減。然而柏林墨卡托中國問題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MERICS）及德國工業聯盟（BDI）的一項最新研究報告指出，中共正對外企使用更多制裁手段，對 “不軌” 行為劃定越來越多 “紅線” ，而報告中所分析的123家外企案例只是 “冰山一角”。這項研究是在已有關於經濟過於依賴中國一類獨裁國家市場的辯論高漲時進行的。
據德國之聲報道，自2015年起，中國已成為德國從其進口商品最多的國家，2021年進口總值為1417億歐元，比前一年增加20.8%。與此同時，中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德國商品的第二大買家。不過，德國對中國的出口去歲僅增8.1%，為1036億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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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位於德國柏林的智庫 “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 及德國工業聯盟對逾100家企業進行調查， 清理了2010年2月至2022年3月對在華外企施壓的123個已知案例。研究報告明確指出，這只是 “冰山一角”，因為，不少外企害怕公共輿論。研究者們相信，實際案件可能有數千之多。
由BDI共同委託撰寫的該研究報告作者之一岑格萊恩（Max Zenglein）表示，該項研究 “旨在首次確定中共何時以及如何施加壓力的模式”，即被北京視為敏感問題的 “紅線”。
研究人員發現，目前，中共領導層對更多有爭議問題 “過敏”，對外企施壓門檻在降低。此外，2018年以來披露的案件數量大幅增加。
其中一個案例發生在2018年，當年德國汽車製造商戴姆勒集團（Daimler AG）旗下奔馳（Mercedes-Benz）在廣告中引用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名言，為此戴姆勒集團多次向中國道歉。
根據這項德國研究，北京政府施加政治壓力的門檻正在降低，傳統上的 “紅線” 是涉及國家主權、西藏或新疆人權或是南海主權歸屬等議題，但如今在中國的外國企業面臨 “新紅線” 壓力，其中包括對新冠肺炎（COVID-19，中共病毒）大流行來源發表 “不受歡迎” 的言論，或是言論涉及中國企業遭受制裁，例如華為在擴大 5G 網路通訊方面受到西方制裁等。
新冠病毒2019年底首次在武漢被發現，而中共一直否認有關該病毒是從武漢一個專業實驗室泄漏的指稱；而華為，華盛頓早將其視為中國共產黨全球監視機器的一個分支，儘管華為一再否認為中共政府從事間諜活動。
報告還特別列舉了一些外國消費品公司在中國受到抵制。香港國泰航空公司威脅要解僱支持或參與2019年香港民主抗爭的員工；大眾汽車首席執行官迪斯（Herbert Diess）告訴英國廣播公司，他 “不知道” 新疆有成千上萬穆斯林被拘押的報道，儘管大眾汽車早在2012年就在新疆建廠；萬豪酒店開除一名社交媒體賬號管理員，因為他在推特上對一則稱讚該公司將西藏視為國家的推文點贊，該公司並保證 “不再發生這種錯誤”；會計巨頭普華永道（Price Waterhouse Cooper LLP）否認香港報紙刊出的支持民主抗爭聲明代表該公司立場，據說該聲明是由四大會計事務所的員工集資買下版面；好萊塢電影為避免中國敏感內容而自我審查的例子日益常見，例如1986年《壯志凌雲》（Top Gun）的最新續集中，臺灣國旗從湯姆・克魯斯（Tom Cruise）的飛行員夾克上消失；國際服裝業者 ZARA 將臺灣列為 “國家”，掀起大陸網友怒火與官媒撻伐，還引發一連串後續效應；在西方批評中國對待新疆維吾爾人的做法後，西方的服裝品牌在中國社交媒體上成為被抵制的目標等等。
報告指出，北京也擴大了制裁手段，其中包括罰款、監管、進出口管制（如對澳大利亞的反傾銷措施）；消費品企業尤其易遭購買抵制，此為中國市場上對外企施加壓力的最常見、最有效形式；還有所謂的 “空頭威脅”，即中方用之影響外企的決策並散布恐懼情緒，而此後並不一定將制裁付諸實施等。
報告中說：由於害怕成為目標，許多公司為了能在中國拓展市場，害怕成為目標，並且避免遭受不公平待遇，因此選擇與中共政府的立場和目標保持一致，便成為他們的 “安全牌” 選項。
據報道，“默克爾時代” 在能源上對俄羅斯的依賴，在俄烏戰爭爆發後已令德國飽嘗苦果；而對中國市場的嚴重依賴，卻使德國的對華貿易至今仍興旺如昨，重蹈覆轍。德國總理肖爾茨（Olaf Scholz）新近奉勸德企實現多元化，並稱企業方面已明白此信息。意味深長。
2020年世界人權報告曾指出，為避免在國內壓迫人權招致全球反彈，中共政府正試圖破壞維護人權的國際制度。北京當局過去一向抵制來自外國的人權關注，指責其侵犯中國主權。現在，北京開始脅迫其他國家在國際論壇上對它表示讚賞，並且跟着它一起向國際人權體系發動進攻。
這場對人權的全球性攻擊雖由中共主導，但不乏有志一同的共犯。他們當中包含一群專制、獨裁政權和君主國家，高度熱衷於破壞可能向他們追責的人權體系。他們還包括一些表面上致力人權但更垂涎中國財富的政府、企業甚至學術機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