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六年五月三十日，揭露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罪行的紀錄片《國有器官》在英國伯克郡的梅登黑德 （Maidenhead）放映。影片結束後，到場嘉賓–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本尼迪克特·羅傑斯（Benedict Rogers） 先生和原新疆外科醫生安華·托蒂 (Enver Tohti) 先生以問答形式與觀眾展開互動，場面熱烈。
獲獎紀錄片《國有器官》由旅加導演章勇進花費七年的時間製作，影片圍繞兩位神秘失蹤的法輪功學員的命運展開，串起數十位證人的證詞，包括中國大陸被迫參與活摘的醫生、倖存者與死者家屬的證詞。每個故事如同一塊血跡斑斑的拼圖，最終拼湊出活摘器官——這個由中共當局主導的系統性殺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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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華·托蒂：窮盡世界上所有語言 仍無法形容中共邪惡
影片結束後，受邀前來的兩位嘉賓–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本尼迪克特·羅傑斯（Benedict Rogers） 先生以及原新疆外科醫生安華·托蒂(Enver Tohti) 先生與觀眾分享了由影片傳遞的真相所帶來的震驚、痛惜和深層反思。
一位男性觀眾首先提問：影片中提到有500家專門的移植醫院，而根據加拿大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在加國會委員會上所引用的器官移植醫院的數量最大數字是每年9萬例實體器官移植。而這部影片中提到，器官移植的數字才9000例。影片中提到的輔助器官移植手術，也就是所謂的9000例，我認為只是是佔總數的百分比。我們知道有些醫院相當大，最高可達16層樓。影片提到的肝臟移植，如果把眼角膜、肛門和腎臟移植手術也算進去的話，那麼，為什麼輔助器官移植手術的數量這麼少呢？這是否顯示：實際數字可能與麥塔斯在證據中所引用的數字有着極大的差異？
對此，原新疆外科醫生安華當即表示，關於這個數字，我認為（現場）缺少一位專家。如果曾對中共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問題進行調查，著有《屠殺》（Mass Killings, Organ Harvesting, and China’s Secret Solution to Its Dissident Problem）一書的美國記者、作家伊桑·古特曼（Ethan Gutmann）在這裡，他會對這些數字會有更多的講解。但我確認，這種可怕的行為是確實存在的。
接着，安華還以他個人的親身經歷告訴提問者：“當你想對中國（問題）進行研究時，你會看到他們（中共）自己發布的數字與實際結果之間的差異。就我個人而言，我從來不相信這些數字，無論這些數字發表在哪裡。因為有些數字被縮減，有些則被誇大，但如果你將它們放在一起，並與他們自己的官方聲明進行對比，你會發現一些不一致的地方。”
“對我來說，為了保全一位中共官員而殺死一個人，就非常過頭 ；而（中共）殺害的人已經太多了，太多了。
“至於這些器官來自哪裡？……” 安華請活動組織者在銀幕上投影出幾張青海和新疆機場的器官運送快速通道的幻燈片。
“這個幻燈片可能可以解釋器官來源的問題”，安華說。“我想請大家看看地上的這個標誌，是一個特殊的乘客通道， 左邊這個標誌標註的是新疆文、中文，右邊的這個是中文和英文，寫的都是“輸送器官的快速通道”，專門用於人體器官運輸。這說明這是攜帶人體器官者能夠快速通過的安檢通道， 如果你突然看到這個標誌，你立刻會意識到，這個地方出口人體器官。 ”
安華接著說：“當我發現這張圖片後，一位剛剛去過新疆的美國教授， 他向我證實了當他在烏魯木齊機場時親眼看到了同樣的標誌，他還拍了照片。”
“而這些器官是從哪裡來的？ 新疆和青海；而新疆和青海都是中國人口稀少的地區；如果在河南這種人口密集地區出現這種標誌可能還好理解；新疆只有2500萬人口，卻出現了這種標誌！”
“請看這張照片，中文和新疆文是一樣的；而英文只寫着‘安全通道’。”
安華繼續說到：“因為如果人體器官能夠在工廠大規模生產，不需要這種標誌；但現在還沒有這種技術；而大規模生產人體器官唯一的方法就是大規模殺戮。而這一切都被（當局）掩蓋和隱藏者的，這就是中共可怕的意圖。”
“這提供了一個間接證據，證明中共確實存在按需殺戮， 而且這種殺戮是得到政府支持的，是被掩蓋和隱藏着的。甚至連中共的領導人也承認的，他們希望能夠活到150歲，這個消息最早是BBC報導的，而且這個消息迅速就傳遍了全球。因此，這已經不再是秘密了。”
說到這裡，安華無比感慨。他頓了頓後說到，自己出生在那個（共產黨）體系中。“如果你出生在那裡，就像直接被投進洗衣機，讓你的大腦被清洗。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服務誰，直到你出來。然後你會看到你過去所做的事情，並意識到那是邪惡的。”
“請相信我所說的話：窮盡世界上所有的語言，仍然是無法形容中共的邪惡。”（Even if you exhaust all the languages in the world, you still cannot describe the evil of the CCP.）
本尼迪克特·羅傑斯：應對中共的邪惡應該從中吸取教訓 挺身而出
當一位女性觀眾提問，將如何應對中共的邪惡時，當天到場的另一位嘉賓，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本尼迪克特·羅傑斯（Benedict Rogers） 先生接過了話筒。他說：我認為應對這種情況的辦法首先是，要讓人們意識到中國共產黨的規模、殘暴行徑，以及其對本國人民的暴行，例如強摘器官、迫害法輪功修煉人等等，駭人聽聞。
這個問題最令人震驚的地方在於其規模之大，以及在中國提供匹配器官的速度之快。我向中國共產黨提出質疑，他們當然否認存在強摘器官的情況。我對中國共產黨的質問是：如果強迫摘取器官的情況不存在——當然，我們堅信它存在——但如果不存在，那麼中國共產黨可以迅速解釋清楚，這些器官究竟來自哪裡，才能如此迅速地進行器官移植。在我們國家，我們有自願器官捐獻的傳統，我們都知道找到匹配的器官需要幾個月的時間。一兩周之內是做不到的。但在中國，一兩周就能完成。所以，中共要問的是，如果不是強迫摘取器官，這些器官究竟是從哪裡奇蹟般地出現的？當然，我們知道答案是來自強迫捐獻和器官移植，國際社會必須採取更多措施來制止這種行為。
我們還需要提醒人們，中共對弱勢群體的種族滅絕、西藏的現狀、對異見人士的鎮壓（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間）、對吹哨人的鎮壓、對基督徒的迫害，以及中共如何完全違反國際條約對香港所作所為。所以，重點在於中共不遵守承諾，對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構成威脅。
我認為中共黨魁習近平試圖把自己塑造成維護國際規則秩序的代表，而美國總統川普才是威脅。但我認為事實並非如此。
中共完全違反並威脅着國際規則秩序，香港就是最新的例證。對臺灣的威脅也是一個例子。
但我還要說，中共的威脅不僅僅在於其本國人民和國際規則秩序。它實際上也威脅着我們國家的街頭巷尾。
近幾個月來，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間諜活動，也就是現在所謂的跨國職業活動。即使在梅登黑德，也有一位知名的香港僑民受到了來自中共的諸多令人震驚的威脅和辱罵。
最後，我想說的是，我本人也親身經歷了一些中共的行徑。即便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點經歷，與中國、香港、藏族、海外僑民社區所面臨的困境相比，也根本微不足道。
我在倫敦的家中收到了恐嚇信。我的母親也收到了恐嚇信，信中讓她勸她的兒子閉嘴。幸運的是，我的母親很有幽默感，她告訴我，她多年前就放棄了勸兒子閉嘴的念頭。但他們竟然會寫信到英國，試圖恐嚇她。
就在幾周前，有人突然出現在我家門外，偷偷給我拍照，還用一種非常不友好的眼神看着我。我非常肯定，那人是中共的代理人。當然，我已經報警了，至少他們有記錄了。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繼續傳遞這樣的信息：中共正在殘酷鎮壓自己的人民，威脅着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我的意思是，如果沒有中國在經濟、軍事和外交上的支持，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在烏克蘭發動的戰爭就不會發生。同時，這也構成了現實中的威脅。事實上，這確實是一個非常巨大的危險。
所以我們應該從中吸取教訓，挺身而出應對。
原新疆外科醫生：是法輪功讓世界注意到了中共強迫器官摘取這個問題
一位年輕的法輪功學員就關於強迫器官摘取的報告，最初發布時主要集中在法輪功修煉者身上。其本人所看到的大部分報導和新聞都是針對法輪功修煉者的。之後看到，受害者群體似乎擴展到了維吾爾族人和（中國的）基督徒等。而近年來，年輕人，甚至小孩也出現神秘失蹤的情況，這些事件也被提及與強迫器官摘取有關。因此，想請問兩位嘉賓對於這種受害者群體在中國擴展的看法。
原新疆外科醫生安華從主席台後的座位上站了起來，以一句“我個人對這件事情非常了解”打開來話匣子。
“不幸的是，‘強迫器官摘取’這個話題一開始就存在誤導。我為什麼說這是誤導呢？因為這種器官摘取的行為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一個日本731部隊在中國所為。因為731部隊後來被共產主義勢力繼承了，這些共產勢力將他們整合（收編）進了自己的系統。當時他們還在（陝北）延安，書中有相關記載。”
安華接著說，自己第一次聽說這件事情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烏魯木齊。”當時一個父親帶着他十多歲的兒子來找我，因為他的孩子曾經失蹤，他請我幫他看看他兒子是不是失去了一個器官；我當時問他：‘你為什麼這麼說？’他說，‘有傳言說有人在摘取腎臟’。因此，我檢查了他的兒子，發現那個孩子身上沒有傷疤。我告訴那位父親，不用擔心，沒有人可以在不留下傷疤的情況下摘取還在的腎臟。
但當時這個消息在烏魯木齊傳得非常廣，那時我在腫瘤部門工作。在接下來的六個月里，我檢查了超過100人，其中有三個孩子身上有明顯的傷疤。隨後，用超聲波確認這些孩子有一個器官缺失。因此，我想說的是，這一切實際上是從非常小的數字開始的，並且將這一切隱瞞得非常好。這但因為當時可以取得的器官非常少，一切都顯得悄無聲息。
直到1999年，他們將法輪功定為非法。然後就突然出現了幾乎無限的器官供應。這就是為什麼許多人認為（活摘器官）是從法輪功被打壓後開始的，事實上不是。
安華表示，多虧了法輪功修煉者，是他們讓世界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因為其他所有團體都太小，他們太害怕或缺乏證據，沒有像法輪功修煉者那樣非常誠實和勇敢。法輪功修煉者不害怕將這些證據提出來。
安華還舉一個例子，兩年前，馬來西亞國王蘇丹·易普拉欣（Sultan Ibrahim）在訪問中國時曾親自感謝習近平，因為他的兒子在中國接受了肝移植手術，他沒有提及手術，但公開感謝了習近平。
“在中共的心中，你是誰都無所謂，都可以活摘器官。雖然一開始，他們可能針對的是那些少數民族。到來後來，無論你的身份如何，你的社會地位如何，你的一切如何，都無所謂，只要你被定為良心犯，他們就可以摘除器官；現在連這個原則也推翻了，只要你的血型和組織匹配，他們將就可以摘除，他們根本就不在乎是誰的器官；甚至你是一個堅定的共產黨人，只要你的血型和器官匹配，你就會被貼上了恐怖分子、政治犯之類的標籤，他們就會摘除你的器官，讓你消失。”
“因此，如果我們認為中共在意幹什麼和不幹什麼，我們就高估了他們。中共根本就不在意，它根本就不在意他活摘器官的是誰，這就是中共的共產體制，中共在器官網上聲稱他們在一秒鐘內就可以找到匹配的器官，他們怎麼能夠做到這一點？這意味着他們有一個巨大、收集了所有人信息的數據庫；而一旦你的（器官）組織匹配，你就會被扣上一個什麼帽子，被失蹤了；而少數族裔的情況更糟，甚至更是連問都不敢問。‘我的兒子或我的丈夫去哪裡了？’”安華非常痛心地嘆了一口氣。
跨宗教和國際人權活動家：法輪功倡導的真、善、忍 是人類的基本組成部分
“這是我第一次觀看這部影片。”有着印度裔血統的普里特帕爾·布拉爾 (Pritpal Bhullar) 先生觀看影片後說：“看到其中涉及如此多的尊嚴問題，我感到非常難過。人們無法擁有對自己身體的權利，更遑論擁有信仰的權利。看到家屬不知道親人發生了什麼事，我感到非常難過。這是我們必須了解的。這是一種巨大的侮辱。”
普里特帕爾·布拉爾是跨宗教和國際人權領域LGBT+群體包容性的傑出倡導者，同時也是國際FORB LGBT+聯盟的聯合主席，致力於通過跨越差異的合作來增強所有人的自由，從保護弱勢群體到頌揚人類共同的尊嚴。
“我是錫克教徒。作為一名錫克教徒，我有責任確保所有人的尊嚴都得到維護。我一直關注着世界各地發生的許多侮辱人權的事件。我看到了中國的情況，我們也聽到了來自宗其他宗教團體、人權群體、任何與政府觀點不同的人所遭受的侮辱。”
篤信“捍衛一個群體的權利就是捍衛所有人的權利”的普里特帕爾認為，在中國大陸，法輪功學員被強迫器官摘取，是嚴重侵犯了人權和尊嚴。所以，必須制止和改變這種情況。
普里特帕爾還談到，他在傳授人權課的課堂上認識了一些法輪功學員，他們都非常健康，精力充沛，而且非常有愛心。
對法輪功所倡導的真、善、忍理念，普里特帕爾認為，這些是人類的基本組成部分。我們都應該踐行。
普里特帕爾的觀後感得到了一位當地觀眾女士的共鳴。她告訴記者她叫富爾文達（Ful Vinder）。她表示：“我覺得這部電影真的太令人震驚了。我完全沒想到會這麼糟糕。我簡直無法相信一個人（政府）會對另一個人做出這種事。這真的太令人震驚了。我真的很同情中國人民。我想知道，我們能做些什麼來幫助中國人民，因為這種事不應該繼續下去。我們該如何擺脫中共？今天之後我會更深入地了解這件事。
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我們在捍衛人權方面可以做得更多
散場後，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本尼迪克特·羅傑斯接受了記者的採訪，他談到，多年來，自己一直關注着這些強迫器官摘取案例。
“我認為這場電影是這些年中特別有說服力的紀錄片，因為它用大量令人痛心的細節講述了個人故事，並結合了（中共國的）器官可以在短時間內大規模用於（器官）移植的宏觀事實。影片中提到了一些研究者的工作，例如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和中國法庭（China Tribunal）的傑弗里·尼斯（Jeffrey Nice）爵士，他們的這些工作是如何進行的。因此，這篇紀錄片非常全面，但同時也充滿人性，令人感動。
特別是，對我來說非常觸動的是，許多故事來發生在我曾經去過的中國城市，尤其是青島，我在那裡度過了很多時光，18歲時在那裡住了六個月。這讓我深刻體會到這一野蠻問題的可怕現實。
我的個人經歷相較於香港人、中國人、維吾爾族和西藏人，尤其是那些在自己的家鄉仍然有親人的人而言，根本不值一提。但即使對我來說，我也曾經面臨過一些類似的情況。
我曾收到寄到我家地址的威脅信，還有寄給我母親的威脅信。最近，就在幾週前的一個早晨，我打開房門，按照我每天早上的習慣，騎自行車去游泳池。然後有一個陌生的女子拿着手機直接對我拍照，拍了好幾張照片，她的目光非常不友好， 這讓我相信，我可能被（中共）監視了，因為那些人必定知道我會在那個特定的時間出來，否則他們怎麼會知道我的日常行程呢？這是我最近的經歷，當然我已經向警方報告了，至少他們現在有了這個記錄。
我認為主要目的是恐嚇和威脅。這是要傳達一個信息：他們知道你住在哪裡，並且有能力像對我一樣出現在你家門口。在我自己的情況下，這種影響絕對不會讓我沉默。事實上，這讓我更加堅定地繼續發聲。但在某種程度上，我的處境算是幸運。我在香港或中國沒有任何家人，也沒有任何資產。我已經被禁止入境香港，曾面臨在香港被判刑的威脅，還認為是年輕的黎智英（Jimmy Lai）。
曾經有一段時間，我認為這方面有所改善，但在過去幾年裡，特別是英國政府，英國首相一月份訪華，還有川普總統最近的訪問，人權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我覺得這很令人擔憂。
我認為我們在捍衛人權方面可以做得更多。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停止器官旅遊是必要的。我們必須全力以赴地阻止，並且如果可能的話，將所謂的”器官旅遊“視為非法，對那些已知參與這項政策的人施加具體制裁。這樣那些明確以器官移植為目的前往中國的人就不應被允許這樣做。其他一些國家已經採取了類似行動，因此我希望英國和美國也能跟進。
我認為需要考慮問責問題。這並不容易，特別是考慮到美國與國際司法機構的關係，包括國際刑事法院等。但可能會在適當的時候成立一個臨時法庭來追究肇事者的責任，但這可能是一個長期目標。我認為停止器官旅遊和實施與強迫器官摘取相關的制裁，可能是可以立即採取的兩個具體步驟。
普通人一旦意識到這個問題，看到這部電影，應該開始告訴其他人，告訴他們的朋友和鄰居，幫助舉辦電影放映，提高公眾意識。可以開始寫信給他們的民選代表，包括國會議員，敦促他們在立法機構中提出這個問題，並為可能特別停止器官旅遊和對器官摘取施加制裁的立法而努力。這些是任何人都可以採取的一些具體行動。
英國、美國及其他國家還應該做的一件事，就是讓中共政府對強摘器官這種野蠻罪行負責。由傑弗里·尼斯爵士主持的中國法庭已經得出結論，這是一種反人類罪，法庭判決中指出，我們需要記住，中（共）家因其行為而被視為一個犯罪國家。因此，各國政府也應考慮如何將這些罪行的肇事者繩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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