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美貿易爭端演變成全面進出口禁令，兩國經濟都將遭受重創。但研究人員表示，中國經濟依賴出口可在其他地方生產的產品，因此受到的衝擊將更大，持續時間也會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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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達特茅斯學院教授斯蒂芬·布魯克斯稱，如果美國及其盟友對中國實施“經濟封鎖”，中國經濟受到的損害將是美國經濟受到的損害的五到七倍，其國內生產總值將在一年內下降 15% 到 51%。
《掌控商業：美國對中國的持久經濟實力優勢》一書的合著者布魯克斯，是12月5日在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斯特羅布·塔爾博特中心舉行的“大國競爭時代的關鍵供應鏈”討論會上與其他四位專家一起參與的。
所有人都一致認為，美國——尤其是在與歐盟、日本、韓國和臺灣合作的情況下——比中共更有能力應對“貿易戰”。
布魯克斯說，這種評估與傳統觀點相悖，傳統觀點認為，這些國家要想傷害中國而不傷害自己，就無從談起。“這大多是錯誤的”，“一個很大的誤解是，中國喜歡說它有12英尺高，然後我們的政府就說，‘是的，它們有12英尺高。’”
中國的確是全球領先的關鍵礦物加工國，這些礦物對現代製造業（包括軍事應用）至關重要。正如最近一份國會報告所記錄的那樣，中國相關產業控制着全球90%的磁性材料市場。
報告顯示，中國加工商提煉了 85% 至 90% 的稀土，並控制了美國地質調查局在其 2025 年關鍵礦產清單中認定為“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 54 種商品中的 30 種商品的全球市場至少 75% 。
在上述54種商品中，美國製造商對其中12種商品100%依賴進口，對另外29種商品的進口依賴程度超過50%。自4月以來，中共已對12種稀土元素（在調查清單中被統稱為一種關鍵礦物）實施了“出口管制限制”，其中包括10月份實施的5種。
中共已暫停對去年10月與美國總統川普進行貿易談判時制裁的五種稀土的限制一年，但對其他七種稀土的限制仍然有效。
布魯克斯說，中共操縱全球礦產市場“是迄今為止中國擁有的最強大的武器”。“我還沒看到有什麼東西能像稀土一樣，成為中國擁有的超級武器”，“因此中國很可能剛剛動用了其最強大的武器。如果我是中國戰略家，我其實會把這件武器留到我所謂的真正危機時刻再用。”
布魯克斯說，如果美國擴大對中國產業的出口限制，他們“將擁有驚人的權力”。“就中國需要從美國及其盟友那裡獲得的各種東西而言，我簡直無法想象還有什麼能滿足中國的需求。”
布魯克斯表示，他與 2025 年奈特-亨尼西學者本·瓦格爾合作，歷經三年研究，於 4 月出版的《商業的掌控》一書揭露了數據被扭曲和誤解、衡量經濟的標準定義不明確，以及一個“相當令人震驚”的發現，即“沒有人真正模擬過如果切斷與中國的貿易究竟會發生什麼”。
布魯克斯說：“其中一項發現是：‘中國的經濟規模比目前統計的要小三分之一，不是3%，而是33%，這意味着中國的經濟規模更像是我們的一半，而不是三分之二。’”布魯克斯指出，“蘇聯在 1975 年經濟實力達到頂峰時，其經濟規模佔美國 GDP 的 57%”，並表示他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相對於我們而言，其規模還不如冷戰時期的蘇聯那麼大”。
少數“急性”脆弱性
他還表示，另一項發現是，全球高科技利潤的 55% 由美國公司獲得，而中國公司僅占 8%，這證實了中國並非在技術開發地運營，而是在成品組裝地運營——其他國家可以承擔這一角色並抓住這一機遇。“中國製造的產品種類繁多。從地理角度來看，中國的確令人印象深刻”，“但如果你問，‘中國企業本身生產什麼’，那就遠沒有那麼令人印象深刻了。”
布魯克斯說，全球化對美國有利。“在高科技領域，美國及其盟友基本上佔據了全球85%到90%的利潤。如果這90%的份額將中國排除在外，中國將會失敗。”
布魯克斯說，其中一個誤解是“將iPhone等產品計入中國的技術生產”，而實際上，iPhone的零部件有32%來自美國，25%來自韓國，12%來自日本，7%來自臺灣。“排名第五的是中國，佔比3.8%，iPhone的份額大約為20美元”，“雖然它不是中國製造的手機，但在我們掌握的所有數據中，它都被算作中國製造的手機，包括人們所說的中國是‘製造業超級大國’時也是如此。”
“另一個問題是他們把所有製造業都混為一談，包括半導體芯片和筷子。所以真正需要做的是把那些至關重要的東西——高科技生產區分開來”，“如果你看看高科技生產，就會發現美國——而不是中國——才是世界製造業超級大國。美國佔29%，中國佔16%。”
布魯克斯補充說，“中國是一個非常獨特的經濟體”，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儘管投資回報率遞減，消費增長卻沒有相應提高，但中國的投資佔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至少35%。他說：“其他國家的情況都不一樣，這導致它們的GDP和其他指標出現偏差。”
他說，這本書在出版前曾被聯邦機構“審閱過20多次”，他們“吸收了所有內容，但沒有提出任何新的觀點”。“我們的政府竟然沒有進行過這樣的分析，這令人震驚。”但情況並非一直如此，“在冷戰時期，中央情報局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評估蘇聯經濟狀況上。我們取消了這項任務，而且從未恢復過。我們需要恢復這項任務。”
主持人卡里·赫爾曼是布魯金斯學會經濟研究高級研究員，她表示，布魯克斯的書與大多數分析的不同之處在於，它“更多地關注美國可以運用的進攻能力，尤其是在與中國（中共）的衝突情況下”，其方法是通過研究“被廣泛誤解的”經濟數據。她表示，布魯金斯學會 11 月份的一份分析報告由其他三位小組成員共同撰寫，“提供了一個非常清晰的框架，說明美國不僅應該如何識別可能構成國家安全風險的商業關係……而且非常重要的是，還應該如何對這些潛在風險進行優先排序。”
斯特羅布·塔爾博特中心外交政策研究主任邁克爾·奧漢隆（Michael O’Hanlon）是《敢於成就偉業：美國自革命以來的國防戰略》（暫譯）一書的作者，該書將於 2026 年出版。他表示，人們對國防工業供應鏈（特別是稀土和半導體）日益增長的擔憂理應引起關注並獲得更多資源。“這讓我們開始思考，在經濟的其他領域，如果外國敵對勢力真的選擇對我們施加壓力，是否會威脅到社會和經濟的基本運轉，並立即危及許多人的生命？”
奧漢隆表示，答案是“事實證明，在與中共的貿易戰中，並沒有那麼多嚴重的供給側脆弱性”會導致美國出現大規模的經濟動蕩。
製藥行業的通用名依賴性
奧漢隆說，這會帶來一些不便，比如在“體育場和其他大型聚集場所。也許有些座椅來自中國，也許有些大型顯示屏來自中國。但如果因為供應危機導致屏幕被切斷，我們不得不放棄觀看華盛頓指揮官隊再次輸掉一場橄欖球比賽，那也不是什麼重大的國家安全問題——甚至可能對我的心臟有好處。”
他表示，一個潛在的安全隱患可能是“對殺蟲劑和農藥的依賴，比如說，中國佔據了25%的市場份額”。“這屬於國家安全隱患的灰色地帶，因為25%畢竟不是95%，而且或許可以通過一些方式減少農藥的使用，或者進行作物替代。”奧漢隆表示，該研究考察了國土安全部和其他機構定義的“16個關鍵基礎設施領域”，以確定“整個社會在更廣泛的經濟中依賴的領域”。
布魯金斯學會健康政策與經濟研究高級研究員瑪爾塔·沃辛斯卡表示，其中就包括藥品。沃辛斯卡曾撰寫布魯金斯學會關於全球處方葯供應鏈和中共對抗生素前體化學品的控制的分析報告。她表示，中國雖然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但卻能大規模生產仿製葯。如果其他國家，包括美國，能夠從中獲利並佔據市場，那麼中國就蘊藏着巨大的供應鏈機遇。
沃辛斯卡說：“想想仿製葯吧。[美國製藥商]在這方面投入很少——這個市場根本沒有利潤。60%的美國人每年服用1870億片藥片；僅僅是片劑，不包括其他劑型。但是，你知道，與美國生產的特效藥相比，這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筆錢”，“我們對中國的抗生素依賴程度非常高，”她說。“我們其實不必”依賴他們，因為“歐洲的製造商不僅生產原料葯，還發酵前體、中間體，而且……產能足以滿足美國市場的需求。”
沃辛斯卡說，它們“會比中國產的更貴”，但依賴中國“某種程度上是一種選擇”。“這是我們咎由自取，我們還要繼續選擇下去。”印度正努力成為“世界藥房”，但由於其仿製葯源自中國加工的原料葯，美國對印度商品徵收的關稅（總額約為 50%，包括基本關稅、“對等”關稅以及購買俄羅斯石油的懲罰性關稅）阻礙了中國替代品的開發。“印度政府一直在努力增加原料葯（API）的生產，以降低對中國的依賴，而我們也從中受益。但對印度製造商徵收關稅，基本上會迫使他們選擇成本最低的原料葯，”沃辛斯卡說。“他們從哪裡找到成本最低的原料葯呢？在中國。”
她表示，關稅有助於保護國內關鍵產業和發展多元化的供應鏈，但必須謹慎運用。“我們是否想把印度視為醫藥領域的盟友？如果要在印度和中國之間做出選擇，我們或許應該認真考慮如何與印度合作。正因如此，我對圍繞印度的關稅談判感到非常擔憂。”
布魯金斯學會都市高級研究員馬克·穆羅提出了“降低關稅的兩個鷹派理由”。
他首先表示，“如果我們想要在對華問題上形成統一戰線，就需要我們的盟友與我們站在一起。”“其次，如果我們想降低來自中國的風險”，“那麼我們就不能讓中國的關稅稅率低於我們希望企業遷入的許多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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